遭迫害九死一生　安徽曹雄斌控告江泽民

【圆明网】安徽省安庆市法轮功学员曹雄斌近期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把“刑事控告书”寄到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犯下了剥夺公民信仰罪、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罪、故意伤害罪、刑讯逼供罪、诽谤罪、滥用职权罪等罪行。

被告江泽民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以个人意志成立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同年七月二十日操控整部国家机器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的迫害政策之后，

原工商银行安庆分行职工曹雄斌被非法抄家多次、被非法关押多次、一次判刑（三年）、三次劳教（一年、二年、一年），非法洗脑多次。在这期间，控告人被开除公职，妻子承受不住强大的压力与控告人离婚。多次迫害、酷刑折磨，使控告人几乎精神崩溃，九死一生，身体严重受损，一度丧失劳动能力。

因此，申请最高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江泽民向最高法院提起公诉，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和精神、经济赔偿责任和其他相关责任。对其他迫害人员的相关法律责任，控告人保留追诉权利。

下面是曹雄斌所述的事实与理由：

我是一九九七年二月开始炼法轮功的。修炼以前，我身患多种疾患：萎缩性胃炎、十二指肠肠腺化生、浅表性胃炎、胃溃疡、风湿性关节炎（三九寒天时有全身僵硬不能动）、多年的顽固性神经衰弱（经常失眠，半夜经常起来喝白酒或吃安眠药）、过敏性鼻炎（特别是冬天，每日打喷嚏、流清鼻涕不止，整日头脑发空、痛，难受不止）、股癣大面积发生，头发经常大面积脱落几块（俗称鬼剃头），到处求医，中、西药吃了无数，身体仍得不到根本性的治愈。为求治病，习练过各种气功；遍阅佛、道经典，钱花了很多，人也吃了不少苦，身体却每况愈下。自从修炼法轮功后，不知不觉各种疾患都没了，身心感觉从未有过的轻松，感觉人活着有意思了，对生活、前景充满了信心，在单位里勤奋工作、诚实为人；在家里什么事都做，体贴妻子，关心孩子。

可是，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由于个人妒嫉，利用手中权力悍然发动对法轮功的无理镇压后，我大小经历了三次劳教、一次判刑、很多次的刑拘、数不清的洗脑班高压迫害，使我九死一生。

江泽民操控的“610办公室”、公、检、法、劳教所、监狱主要对我进行了如下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我和芮晓林（二零零二年在南湖劳教所被迫害致死）、沈宗山等同修一道，向省政府反映法轮功对提升人的道德和祛病健身的巨大作用，以及当时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被合肥市公安及武警强行推到事先准备好的公交车上，然后强行带到合肥螺丝岗某驾校集中关押。然后对每个人审讯作笔录，最后安庆有关部门去人才把我们放了回来。回到安庆后，把我弄到大南门派出所进行审讯作笔录。从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一直审讯到二十三日的清晨近五点左右才放我回家。回单位后，各级领导也是没完没了的政治高压，搞的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上旬，面对政府越来越无休止的打压、欺骗性高压宣传，也为了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事实真相，我怀着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以法轮功教导出的慈善之心依法到北京上访。后被劫持到安徽省驻北京办事处关押，等待我们安庆派公安去接。在关押期间，仅仅因为要求炼功就被安徽省公安厅的两名警察拳打脚踢，脸上、胸口、特别是两个大腿、臀部被两个警察不停地踢得全成黑紫色，一个多月后颜色才消退。被安庆公安接回后关押在看守所七十二天，期间，看守所每天逼迫做十几小时的劳工。此外，就是公安、单位和“610办公室”要求家人多次地、反复地逼迫我放弃修炼，写“三书”（保证书、决裂书、揭批书），给我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单位无理将我开除公职，将我推到绝境，给我的未来、家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二零零零年三月八日，我再次来到北京上访，后再被非法押回安庆，关押在安庆看守所，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五日，我被非法劳教一年送至安徽南湖劳教所被强制迫害。不仅要承受真正犯罪错的劳教人员的苦力劳动，还经常被强制洗脑迫害。吃的是猪狗食，睡的是猪狗窝，卫生条件极其恶劣，我和很多人都患有疥疮等皮肤病，且缺医少药。

二零零一年七月十二日，妻子因我工职被开除和承受不住强大的压力，上诉法院与我离婚。法院根据政治形势，偏听偏信，歪曲事实，诬陷我因修炼法轮功不尽家庭义务，给原告在精神上造成沉重的负担（指我依据宪法合法到北京上访被开除公职和被劳教），不顾我再三不同意离婚而强行判离，给我的精神、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日晚十点左右，我带儿子在家学习《转法轮》，已离婚的妻子领着五个公安闯进家中，翻箱倒柜的找他们要的东西，我上去阻止，并要求出示搜查证。迎江国保的杨建民（科长）嘴里骂着脏话，上来对着我的头部就是几拳，打得我眼冒金星；一个不知姓名的警察抓住我的衣领往地上一掼，头重重的掼在墙角尖上，当时就透不过气来，起了一个大血疱。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五日，我第三次来到北京为法轮功鸣冤叫屈。先被抓进天安门分局，因不愿说出姓名、籍贯（怕连累当地领导）和不配合拍照，他们对我拳打脚踢，被几个公安强行按倒在地，其中一人穿着白大褂（好像是个警医），右手拿着一个药瓶（好像是迷药之类的）往我的鼻子下塞，他自己和几个按我的警察都把头都扭着远远的，生怕迷着他们自己，然后给拍了照。他们自己打累了，就把我铐在固定的铁椅子上，休息好了再折磨我。

第二天夜里，我被转到了门头沟派出所，在这里又遭受了三天三夜的不停顿的毒打、各种方式的折磨、不让睡觉。深夜，他们把我衣服剥光，拖到外面零下十几度的雪地里冻；用电棒、橡皮棍、木棍全身上下毒打我；用手铐砸我下身；从我颈脖上往我毛衣里灌冷水；用烟头烧我睫毛；往我眼睛里吹烟灰；将全身衣服脱光，用刺刀（他们说是当年日本鬼子的枪上的）在我全身乱点乱刺；打累了便把我铐在铁床脚上，他们躺在床上把两支穿着大皮鞋的脚架在我头上，使我喘不过气来。每天不给吃喝、不给睡觉，在极度的疲劳下，眼睛不自觉的一合眼，他们就是一顿棍子，打累了就换上联防队员。这些联防队员为了立功拿奖金，更没有人性，不仅往死里打人，还变着法子折磨我，用牙签往我鼻孔里扎，将香烟放在鼻孔里呛你，堵住鼻孔不让你呼吸等。

酷刑演示：泼冷水

大约是十二月九日，他们把我关进门头沟看守所，身上现金等被没收，在监仓里，犯人要我背监规，我说我是大法弟子，没有错，我不能背！一个彪悍的犯人（仓内二号人物，南方叫滚筒，即打手）从放风场的雪地里取出一个冻得象铁棍一样坚硬的塑料底东京鞋，用力在我剃光的头上连砍三下，当时血象喷泉一样四溅，我的身上、地上到处都是（因仓内坚闭，无法呐喊）。犯人们连忙找来几件衣服把我的头包住，用卫生纸把地上的血迹擦干。第三天，犯人们又要我穿犯人标志的黄马甲，我说我不是犯人，我不穿。还是那个打手从我后面上来，对着我的腰部猛踢二脚，我顿时痛的岔了气，晕了过去。

过了几天，安庆公安把我从北京押到安庆看守所。一月二十二日下午，在五号监仓里号头逼我参加劳动，我说我没犯法，没服从。他就命监仓里的所有犯人一拥而上，有的捂住我的嘴不让我喊出声，有的把我按倒在地，更多的人朝我胸口、脸上、大腿等部位拳脚一顿，当时就把我打得不能动弹。事后，连呼吸都困难，走路用劲就要断气似的，睡觉好不容易躺下，却无法翻身，只能一个姿势到天亮。

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日，在我身带巨大伤痛的情况下又被非法定为劳动教养二年，送到安徽南湖劳教所迫害。为抵制迫害，我绝食抗议近二个月，最后因生命出现危险被送回所外就医。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四日，我和同修黄志松在躲避迫害期间，因上明慧网下载真相资料被安庆公安局华亭分局非法拘捕，后被非法判刑三年，送往安徽省第三监狱（即安徽宿州监狱）进行迫害。

在宿州监狱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我就像在人间地狱待了三十年，多少次迫害我已记不清了，这里只列举几个主要的迫害事例：

我在被送到宿州监狱之前，为了抗议江泽民集团对我的多次非法迫害，我已进行过多次绝食和被安庆看守所灌食，身体非常虚弱；当我被送到宿州监狱时，我又绝食七、八天了，并且胸部被看守所的犯人打成胸膜炎后积水。尽管如此，到监狱的第二天，二个犯人将我挟持到监狱卫生院的三楼手术室，将三道门都关上后，几个犯人医生（简称犯医）用力把我推倒在手术台上，将我的两手呈“一字状”绑在床的两边，脚用铐子铐在床上。犯医王彤（童）、贺杰、××、凶神恶煞的逼问我：“吃不吃饭？”我说：“我是被迫害的，我绝食抗议迫害”。重刑犯王彤（两次判重刑：第一次是死缓；刑释后又犯重罪被判无期。其人身高一米七五以上，当时体重据其本人和其他人讲有二百多斤）用右肘尖猛烈打击我的心窝部位三次。第一下，就砸得我全身痛闭了气，全身痛得感觉时间已停滞；重刑犯贺杰用拳头击打我的太阳穴，用两大拇指用力抠压我的眼珠，疼痛直往心里钻，感觉眼珠立即就要爆破了；另一犯医××用拳头不断地砸我的两个大腿的麻筋处，两个腿感觉象断了似的疼痛。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经过一番折磨后，他们开始给我野蛮灌食：一个犯医用双手紧紧按住我的头部，一个犯医手拿着磁缸，里面装着要灌的东西，犯医王彤拿着一个很粗的硬胶管（医院灌食均用较细的橡皮软管，灌时还要涂润滑油以防伤害鼻腔黏膜）不涂润滑油就硬往鼻孔里塞。由于当时我已绝食、绝水八天，鼻孔干燥，管子又太粗，所以管子插不进去。恶犯王彤就用大劲往里塞挤，鼻腔黏膜被挤破，鲜血顺着管子往下流。当管子到达口腔时，我便用牙咬住管子，他们就用拳头打我的脸颊，用两个拳背的中指骨头用力挤压欠太阳穴，周身上下的疼痛使我不得不放弃抵抗，任由他们灌食。

灌完食后，他们解开绳索和铐子，把我从手术台往下一推，由于全身疼痛，我没劲双脚着地，几乎全身着地摔在地上。然后严管队的人把我拖回严管队，放在墙根处晒了我一天太阳（当时的太阳较烈）。我的鼻子流了一整天的血水，一大包卫生纸都用完了。第二天上午，他们又把我拖到手术室如法炮制。经过二次严重的迫害加上原本瘦弱的身体，我已奄奄一息，痛苦得感觉死亡随时要夺去我的生命。最后，我不得不放弃绝食。放弃绝食后，这几个犯人非常得意，后得知：不管什么方法，只要迫使一名法轮功学员放弃绝食，监狱就给每人记功一次，据此可减少刑期。

离开严管队，我被分在六大队。二零零四年六月份左右的一天，我的胸部内部重伤因未治疗一直未好，经常发烧。头天晚上，我又因伤痛一夜没睡。中午我按中队惯例向组长请假不出工，组长向新来的带工干事刘长春请假，未准。他要我到他办公室去一趟。我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来到办公室。见刘正躺在床上打电话，电话带着强烈的情绪（后经其他干警说他当时和他妻子正在关系紧张）。见我进来就挂断了电话。我便向他反映身体状况和要求请假。他说“你有病假证明吗？”我说：“我没上过卫生院的，以前发烧都是向班、组长请假，其他干警都知道的！（刘在其它监区因暴打一名安徽芜湖籍法轮功学员才调到这一监区）”他说：“不行！没有病假证明你必须出工！”我见讲不出个道理，就说：“刘队长，我已向你反映了情况，你不同意，我也没办法！”说着，我就往办公室外走。他在床上躺着命令道：“你在墙边给我站着！”我说：“我有病在身！”就往我住的号房里走。他拿着手铐气势汹汹地跑出来，要把我铐在铁门上，我挣扎着不让他铐。他便用双手卡住我的脖子抵在墙上，憋得我直翻白眼。然后，又把我拖进办公室，对着我的脸上、头部、胸口一阵拳击，打得我鼻孔鲜血往出喷了一身一地，他叫来几个职务犯，强行把我身脸上的血擦掉，血衣换掉。几个犯人一人一只手或脚把我强行抬到严管队关小号迫害。到了严管队，犯人要给我穿囚衣我不穿，一个犯人用拳头猛砸我的右手腕关节处几十下，当时，手腕处就鼓起了一个鸡蛋那么大的气包，约半个小时才消下去。小号子约一点五米宽，三米长（含一个便池），每餐只有一个一两多一点的冷馒头，有时给一点点咸菜，喝的是从便池里接的自来水。大约关了一个月左右，中队的人领我回去后四、五个中队的干警又逼我转化。

后来调到二大队迫害就更严重了。为了抵制转化和强迫劳动，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我多次绝食抗议，因为在那样一个残酷的环境下，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好办法。调到二大队后的第一次绝食抗议后的第三天，我就被几个犯人拖到卫生院，犯医王彤等三人对我的迫害比以前更为严重。同上述一样，先把我绑在手术台上，然后又是一顿暴打，特别是他们用肘猛击我心窝部位，因为旧伤未好全（后经检查，心膜被打坏，为胸膜炎、积水）又加新伤，剧列的疼痛使我痛不欲生，想死不能。紧接着，他们的灌食方式比先前更野蛮：先用一个尖嘴的铁器撬开门牙，然后再把一把特制的开嘴钳子塞进口腔，开嘴钳后面有一个摇把，犯医王彤左手持开嘴钳，右手用力快速地转动摇把，我的上下牙咬的再紧也只得随着钳子张开，在我口腔慢慢张开的同时，从开嘴钳伸进口腔里面的那一头往上、下板牙方向各旋转出一个螺丝钉，慢慢就钻进了上、下板牙的牙床里（板牙就被钻了一个洞），上下撑住我的上下腭，使我不能再合嘴，那个痛真是撕心裂肺！紧接着，一个犯医捏住我的两个鼻孔，不让我用鼻孔呼吸，然后把磁缸里的稀饭倒满我的口腔，由于鼻子已不能吸气，只能用嘴吸气，结果把稀饭一下全部都吸到食管、肺里去了，人呛得身体剧烈振动，非常痛苦，不停地剧烈地咳嗽，以致后几个月都在不停地咳嗽（象这样的灌食迫害以后在我身上又发生了两次）。被犯人架回号房后，干警立即叫职务犯将我双手背铐在床柱子上，剧烈的疼痛分分秒秒的在杀伤着我的每一个细胞，近十多天，我都在屙血尿，分分秒秒都在痛苦地呻吟着。然后，他们又把我关进严管队的小号子，砸上脚镣连着手铐的几十斤重的那种刑具（人站不直，走路只能弯着腰，而且两手要拎着镣走路，镣才不会磨脚后跟以至磨烂肉）。北方三九寒天，外面冷，小号子更冷。一是小号子顶部是不封顶的，和外面是间接连通的，为的是狱警在上面好望风，外面风雪大作，里面也能飘进少量雪花，冷风飕飕的吹。二是小号子每餐只有一个馒头，高兴时给点菜（或咸菜），主要喝的是厕所大便池接的水。营养不好，身上没有能量。空间太小，也无法活动。所以，更冷。在监狱号房里，犯人只需穿一件棉衣加上一、二件毛衣即可，可在小号子里，穿上三件棉衣加上二件毛衣还冷。很长一段时间，白天，我只感觉到心脏部位有知觉，身体其他部位一直都没知觉，有时是木木的。监狱三年，我蹲过三、四次小号子。有二次是冬天最冷的时候在小号子艰难度过的，一次是在三伏天在小号子里蹲过的，夏天的小号子，闷热不透气，由于特殊的设计，空气比外面稀少，呼吸非常困难（所有蹲过小号子的犯人均有同感）。晚上蚊子成群结队，四周墙壁上新、陈血迹斑斑，几乎整夜无法入睡。用的被子（晚上很冷）既脏又臭，霉味呛人。在小号子长的蹲了有五十多天，短的有二个星期。最冷的那次五十多天出来后，身体发高烧十几天没知觉，每天迷迷糊糊地昏睡。

为迫使我“转化”，监狱方面多次逼我父亲到监狱给我施加亲情压力。每次达不到目的后，我父亲前脚走，他们后脚便把我铐起来，加以各种迫害。第一次是把我单手铐在床上十多天；第二次是先把我双手铐在床柱上九天，接着又把我铐在干警值班室边的铁门上八天，只能站立，无法坐下，日夜不让睡觉。我的头先是昏胀，然后发木，两眼干涩发眍，心跳过速，全身发软，两大腿、两脚背肿得老粗，平时肥大的裤子绷的紧紧的，两脚背肿得象两个大馒头似的，无法穿鞋，只能踏着。

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三十日，早上出工前在操场上集合时，和其它监区的法轮功学员相遇时说了几句话，便被冠以“私自下楼与其他法轮功人员交谈”为名被铐在床上好多天。

在宿州监狱不到三年（除去看守所的六个多月）的日子里，真可谓度日如年。全体法轮功学员曾经被强行抽血，可能与活摘器官有关。我能死里逃生，活着出来，已是命大。至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三日迫害刑满释放时，我已头发大半变白，意识模糊（三年多才开始清楚），记忆力严重受损。胸口部位出来后三、四年仍隐隐作痛。右耳背后下方的淋巴结（与胸口被重创有关）从监狱第一次被打后慢慢鼓起一个小鸡蛋大的包，然后破裂每天淌血脓水，只好长年在颈脖子上围一条小毛巾或纱布等，一直到出监狱近三年才愈合。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我因安装卫星天线收看新唐人电视台，被安庆市公安局大观区分局先刑拘，后被安庆市劳教委非法处以劳教一年（后改为所外执行）。

二零一二年十月，安庆市政法委强行把我绑架到洗脑班，迫害四十多天才放出。

二零一四年七月，我送年迈的父母、前妻到香港去看望我的孩子，在桐城火车站遭到四名公安（国保）人员的强行搜查，身上、行李、包裹、手机无一例外。最后，在逼迫我删除了手机中的电子版《转法轮》后才放行。整个过程，后台的“领导”一直在电话操控，有四十分钟。当时的恐怖气氛吓坏了老父、老母和前妻。以至后来很长时间，家人仍心有余悸。

二零一五年三、四月，安庆市迎江国保多次找我，说我教了某人技术，又是谈话又是作笔录，干扰我的正常工作、生活，给我年迈的父母带来很大的压力和恐惧。